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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中国式同志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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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佳来源:凤凰周刊

摘要:不少同性伴侣有组成家庭以及抚养下一代的愿望,但在现实中,法律、道德、身份、社会容忍度等外部问题,再加上“家庭”内部的微妙关系,都是严峻的考验。


不少同性伴侣有组成家庭以及抚养下一代的愿望,但在现实中,法律、道德、身份、社会容忍度等外部问题,再加上“家庭”内部的微妙关系,都是严峻的考验。


小欧的妈妈窝坐在宾馆房间沙发椅子上,眯着眼睛对记者笑着说:“姑娘,你和我儿子同岁,你俩处着试试?”原本一直低头沉默的小欧爸爸一下子伸出手来制止:“别瞎说。”


这个不大的标间里挤着八九个小欧一家刚结识的同乡,他们都是来广州参加同性恋亲友会组织的“第八届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的。从全国各地赶来的700多名同性恋者及其父母,在500平方米的会议厅里,举着话筒分享“出柜”、代孕、养育孩子等经验。


小欧是把父母骗过来的。到了现场,父母才知道,儿子坚持让他们从江西赶来参加的并不是一场异性恋间的“相亲大会”。刚知道儿子是同性恋时,小欧的妈妈哭了好半天,她对儿子说:“你回村里去,吃些马鞭,能治好的。”听说“同性恋不能治”,小欧的妈妈眼睛发直地点了点头,但她希望小欧能有个孩子。


小欧妈妈的心愿引发了一个争论多年的话题:同性恋家庭是否适合养育孩子?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能否健康成长?


尽管在会场内部,这是一个如何操作的“技术问题”,但在会场之外,这却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道德问题”。即使是在2015年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全境合法的美国,这一话题也时常引起风波,在同性恋群体相对更为低调的中国,养育孩子的同志家庭就显得更为隐秘。


一般认为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占比大概在5%上下。若以此推算,中国大陆的同性恋数量可能在7000万以上。其中不少同性伴侣有组成家庭甚至抚养下一代的愿望。但在现实中,真正能实现的很少。相对隐秘的状态之下,法律、道德、身份、社会容忍度等外部问题,以及“家庭”内部的微妙关系,都是严峻的考验。


两个爸爸


2008年8月27日,同志杨勇深刻地记住了这一天。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的他,打开房门的那一刹那,迎来了当时12岁的亮亮劈头盖脸的问话:“爹地,你是同性恋吗?”


杨勇顿时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了”。而此时的亮亮却像恶作剧成功一样,倒在沙发上乐不可支:“哈哈,爸爸都跟我说了,你们都是同性恋。爸爸还说你很爱他,是不是啊?”


这是杨勇的同性伴侣柳明策划的一场“出柜”活动。柳明是亮亮的亲生父亲。亮亮称呼柳明为“爸爸”,称呼杨勇为“爹地”。


亮亮在9岁时已经迎来叛逆期,突然不那么听话了。他不仅喜欢问“为什么只有男生有小鸡鸡”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还会突然心情低落。被追问原因,他指着杨勇和他的同性伴侣柳明说,“你们俩咯。”


基于亮亮9岁时的反常,柳明决定向孩子坦白:哪怕现在孩子似懂非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成为自然。如果隐瞒,将来亮亮长大了发现自己的家庭与众不同,可能会“想不开”。在这场父与子的“出柜”中,柳明也教会亮亮如何面对同学,比如同学议论起同性恋话题时尽量避开,不主动跟别人谈论自己的家庭等。


对话的收效不错。当杨勇还在“出柜”的余温中百味杂陈时,亮亮已经窝在沙发里玩弄手中的游戏机了。


如今,已经高三的亮亮回忆起这段往事,评价柳明的举动“很机智”:“老爸第一次对我说他们两个是那种关系之前,我本身对自己的家庭情况很习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和我讲我就没有什么负面情绪,长大也很适应,没有什么困扰”。


杨勇,现职媒体高管,曾经的成名作,是上世纪90年代一篇记录变性人生活的新闻报道。在那个年代,性少数群体的故事极具猎奇性与冲击性。只是鲜有人知道,这篇报道的作者同样属于性少数群体。


柳明是通过报道认识杨勇的。在南方一家小工厂打工的柳明,来自农村。在报摊上看到杨勇的文章以前,柳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像自己一样,喜欢同性。而那个时候,21岁的柳明已经在老乡的介绍下,和只见过几次面的同乡女孩有了婚姻,且妻子已有了身孕。


为了更多了解自己的世界,柳明给杨勇写信。两人见面后,却是一见钟情。见面的当天,柳明回家和妻子说明了情况,妻子接受了。目前,柳明前妻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离柳明家只有三个地铁站的距离,日常互相照顾。这是同性恋与异性恋组成的家庭中,出乎意料的和平分手案例。


杨勇在亮亮出生的第三天时,在医院看到了他。孩子身上的胎毛未褪,原本不喜欢小孩的杨勇抱着“毛茸茸”的亮亮,觉得“好温柔”、“很温暖”。


真正使得杨勇和柳明如家庭般捆绑在一起的,也是这个小孩。杨勇一年内写了几十万字,在广州买了房子;而柳明放弃了工作,照顾家里和小孩。


2015年11月7日,亮亮所在学校为高三的学生组织了“成人礼”。杨勇和柳明双双出席,他们发现今年春节才给亮亮买的“人生第一套”西装又变小了一点。他们和亮亮一起走过学校布置的“成人桥”——意味已经长大成人,又跨过“成功桥”——寓意高考成功。相比穿着校服的其他学生,穿西装的亮亮成为学生的焦点,杨勇有点得意地说,很多女同学去找亮亮合影。


亮亮并没有觉得两个爸爸的出席会为自己带来不便。同学间并没有详细询问过自己的家庭状况:“一般我会说一个是亲爸爸,一个是干爹。如果有人再深问我也会讲,但其实也没有人问过”。


也会有一些朋友说出些让杨勇和柳明诧异的话。亮亮十几岁时曾对柳明说,同学觉得柳明说话太过温柔,“有点娘娘腔”,这让柳明和杨勇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但亮亮说着说着却笑到打起滚来:“我的爸爸是娘娘腔,我的爸爸是娘娘腔,哈哈哈……”亮亮本人也记得这个段子,谈起来仍觉得十分好笑。


18岁,对亮亮来说,所需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高考,未来的人生还没有定向。他设想过自己将来的女朋友会是一个长发女孩,但前提必须是“女孩接受我的家庭情况”。他并不介意同学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但将自己和两位爸爸的正面照片公之于众,亮亮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他不想“成为大众的焦点”。“我想我还是挺矛盾的。”亮亮说。


上小学的时候,亮亮曾经遇到过《我的爸爸》这样的作文题目,他将两位爸爸的故事和性格特征融合在了一起。没有经历过“父母”式家庭生活的亮亮将两位爸爸的关系形容为“性格完美互补的老夫老妻”,甚至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别人过得更好一些”。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家庭面对非议,“我一定会站在我们家这边”。


社会接纳困难重重


不管反对者是否愿意承认,在不断开放和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他们都将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拥有孩子或者计划要孩子的同志并不在少数。而且,随着社会联系的增加,这一隐蔽的群体正日渐浮出水面。


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说,去年亲友会通过社交网络组建“彩虹家庭群”,“一下子就加进来200多个人”。其中,为阿强所知的活跃的育儿同志家庭就有20多家,这些同志通过代孕、领养或是收养医院弃婴的方式成为“家长”。


恳谈会的赞助方,一家提供美国试管婴儿咨询的公司,机警地在会场旁边开了分会场,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一位老妈妈拦着公司的市场经理不让其进会场门,打听赴美代孕的相关事项。听到价格,老妈妈丝毫没有犹豫,要了经理的名片离开。


在同性恋仍未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现实之中,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尚且是诸多同性恋者内心的困扰,生儿育女无疑使得这一话题复杂性更添一筹,也使他们自身面临的争议愈发强烈。他们需要更加小心翼翼地面对外部环境。


恳谈会结束后,几位在恳谈会上分享过育儿经验的同志嘉宾在一家互联网媒体上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自我介绍后,未来得及“寒暄”,即已进入“混战”。


网名为“袁姐”的网友说:“不赞同同性恋收养孩子。同性恋本身就是病态、不健康的方式。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更愿意在一个正常的家庭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在一个同性恋家庭,一个变态的生活方式,让一个正常无辜的孩子遭受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


“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我们?”在一场类似议题的互联网争论中,一位自称来自同志家庭的女孩专门写下了自己的故事。她同样拥有两位爸爸,一位来自美国的“大爸”,一位来自中国的“小爸”。


作为“两个爸爸”的女儿,女孩自小过得不是很顺利。从上幼儿园起,就不断有小孩问这位姑娘“为什么有两个爸爸”,其他家长对此嗤之以鼻,拒绝让小孩接近她。小学的时候还曾经有个女同窗在班上的互换日志公开写她是“怪人”的孩子。


女孩现生活在美国,但她曾在中国上了三年小学,因为美国的“大爸”被学生投诉是“同志教员”,“小爸”也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所以不得不回中国“避风头”。这是一个在中国刻意低调的家庭。后来,为了避开邻居的“蜚短流长”,两位爸爸分居中美两地,“小爸”是以“独身爸爸”的身份在中国养育女孩的。


这位正在美国读高二、考过美国权威钢琴考级制度CM(Certificate of Merit)十级的女孩在用蹩脚的中文如此叙述:“必定的是,我们一家履历了不可思议的疾苦,尽管两位爸爸勇敢的盖住了大部分。”“我不是怪物,我并不为我的家庭感到耻辱,我的家庭很可爱,我很幸福。我比好多其他的同龄人都要优异,我很爱我的两个爸爸,我就是同性恋者养大的孩子。”


1988年生的女同性恋者小悦是一个“单亲妈妈”,孩子已经三岁。单身未婚且不到30岁的她,不具备领养孩子的条件,于是她借用异性朋友的精子,自行通过针管注射的方式受孕。为了养活小孩,小悦怀胎八个月时仍坚持打三份工来挣取未来孩子所需要的10万元人民币。挺着大肚子一个人站在脚凳上换灯泡时,小悦也曾悲从中来,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但孩子出生后,看着孩子躺在旁边,她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后悔”。


每次去产检,医生都会问“孩子的爸爸呢?”小悦坦诚回答自己是“单亲妈妈”。当医生用十分惋惜的表情说“男人真坏时”,小悦却不避讳:“我是同性恋,孩子是试管代孕”。意外的医生只能回应一句“怪不得”。


能够对医生如此直接的小悦,在为孩子争取身份时却不得不花钱撒谎。在大陆,未婚生子是难以“上户口”的,为了给孩子一个身份,小悦在受孕三个月后在香港办了结婚手续,领了准生证后就离了婚。


怀孕四个月时,小悦又“结”了一次婚。为了给孩子一个出生的理由,她在家乡摆了一次酒席,而孩子生理上的父亲在这场酒宴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微妙的是,尽管小悦从没有对家中父母明确“出柜”,婚宴后,父母也再没有问过孩子父亲的去向。


也有人不需要这样的保护色。组成一个拥有孩子的同志家庭,是需要门槛的。大部分同志家庭获得小孩的渠道,是通过代孕。能够支付得起80万-100万人民币代孕费用的同志,多是社会中产阶层以上。即使是照看孩子的保姆,也无法当着雇主的面多说什么。代孕出生的孩子多为外籍,这些读着国际学校的小孩,如果在学校里遇到命题作文《我的妈妈》,家中的两个爸爸会直接找到学校:“以后不要给我们孩子出这样的题目,我们是同志家庭,连英国护照的家属关系都只写Parent(亲长)1,Parent2”。


最难的关卡:父母


即使可以或坦诚或隐晦地面对孩子,或勇敢或暧昧地面对社会,但如何面对父母,却是中国同性恋人群最难解的心结之一。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道德,以及老无所依的未来担忧,对他们形成的心理压力,使得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对于结婚生子有着更大的需求。


有的同性恋者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与异性恋者结婚,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同妻”。这种被指责为“骗婚”的行为使得同性恋群体本来就不正面的公众形象更加复杂。于是,不愿意这样做却又无法承受压力的同性恋者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形婚。


形婚,是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为了应对父母和社会的压力而衍生的“形式婚姻”。王莉的同性伴侣就是这样的情况。每逢节日,王莉伴侣需要以“媳妇”的身份在男方家中出现,让独守在家的王莉十分痛苦。最终,她在伴侣爷爷的葬礼上,替自己的伴侣以及“形婚”对象出了柜。


然而,这并不是一切的结束。由于男方是军人,离婚手续繁琐,两家人决定就这样一起过下去,尤其是,王莉和伴侣打算要孩子。她们希望维持这样的关系,如此一来,孩子才可以有户口,才可以享受男方作为军人的优惠条件。


尽管两个家庭都对王莉十分友好,王莉仍感到卷入了过于复杂的情况之中。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个人生活,却又无力挣脱。接受采访时,她要求一定要把这句话写在报道中:“千万不要形婚”。


但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接受家庭的新成员。


成为“爹地”,为杨勇带来的直接后果却是与父母的决裂。作为幺儿,自小到大,杨勇一直是家中最受宠的。与柳明和亮亮组建小家庭后,杨勇将父母接到广州家中,向他们介绍柳明是自己的朋友,亮亮是自己的干儿子。在杨勇的计划里,亮亮的可爱以及自己与柳明的和谐,将感动父母,他们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样的关系。


事情却远没有如此顺利。杨勇的父母根本无法接受亮亮,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杨勇结婚,育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此后,杨勇迎来的是来自父母漫无边际的“逼婚”。


2003年,杨勇回家乡扫墓时,被母亲骗到神婆面前。神婆说,杨勇被“女鬼”附身,要施法。这是亲子决裂的最后一根稻草,杨勇抛下母亲决绝而去,此后两年和家中断了联系。如今面对年事已高的父母,杨勇能尽之孝也只局限在金钱上的赡养,由家中的姐姐代替自己照顾父母,双方仍不能互相接受。这成为杨勇心中巨大的“憾”,以至于他对亮亮最大的期许,是“自由”。


成为父母,首先要面对自己的父母。现实中,杨勇并非孤案。


戴伟是深圳一所大学的教师。如今,他的小孩已经“住”在一个美国代孕妈妈的肚子里5个月了。美国发达的代孕产业为戴伟提供了一切便利,而对于戴伟来说,除了常规需要考虑的条件,为了能够在中国低调生活,他要求在美国的捐卵者一定是“亚裔”。
戴伟的父亲用了半年的时间来接受儿子的性取向,反反复复。“我挺心疼我老爸的”,戴伟说,父亲认为人生应该选择“做一个高尚的人”,而戴伟的性取向在父亲看来就是“不高尚”的。所以,戴伟要小孩的决定,也没有让父亲感到即将含饴弄孙的喜悦,反而让他因为不知该如何对外解释这个孩子的来历而更加苦恼。


父亲觉得,如果戴伟一直没有婚姻,自己可以一直对外称“孩子大了,管不了”,可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对亲戚朋友交代呢?目前戴伟只能教给父亲这样的说辞:孩子是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不成功婚姻”的结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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