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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立法,需要体制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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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京和广州两对女同性恋者走进当地婚姻登记处试图登记时,李银河教授正在她的微博上寻找人大代表,她希望能将同性婚姻提案带到全国人大会议上。

现行的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双方必须是一男女,同性恋伴侣无法获得法律认可,在继承权、医疗权、人身权等方面都难获保障。李银河自2003年起呼吁同性婚姻立法,10年过去了,仍难以找到一位人大代表主动关注这一议题。

2003201310年,是中国同志运动发展最快的阶段,几百个同性恋草根组织在各地建立,得益于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如今,客观的同性恋信息已随处可见,而新媒体更助同性恋者的声音变得响亮,可见度也大大提高,公众对同性恋人群的正确认知和接纳度也显著增加。

这几年,越来越多同性恋者的亲人与朋友加入争取同性恋平等权利的阵营,媒体报道大幅增加,歧视和偏见逐渐减少。但与民间同性恋话题的热度相比,在体制类,同性恋议题一直难获突破,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仍被广电总局禁止在影院公开放映。同性婚姻、反歧视立法等与同性恋相关的法律,根本排不上人大讨论的议程。

为何民间与官方之间反差如此巨大?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与几千万人直接相关的平等权益屡屡被漠视呢?

我认为,首先是一些人固化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把同性恋当成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腐蚀,是跟西方学坏的,只要有足够毅力,就能改正,把同性恋话题与西方的价值观绑定加以排斥,认为同性恋是道德问题,是不好的事。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不能公开播放,就是例证。几年前,广电总局甚至公开发文同性恋、包二奶等不得报道。同性恋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平等和自由,但主流社会一直在倡导宏大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体的权利往往被忽视。

其次,与反腐败、发展经济、环境污染这些议题相比,在很多人看来,同性恋议题显得并不急迫,排不上议事日程。在习惯了宏大叙事,讲究实用主义的当下,同性恋权益最大问题就是,它看上去还不是大问题。几年前,两会的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同性恋议题太超前。而很多民众也会认同,我们有那么多事要做,同性恋权益不是问题,不值得关注。几千万人的平等权利是不是问题?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同性恋伴侣,如果一方躺在医院里等着手术,另一方不能签字,这真的是个大问题。所以,同性恋问题要排上官方的议事日程,首先需要被当局认为是一个问题

另外,西方民意代表通常由选民直接选出,需要倾听选民的声音,同性恋者的选票成为话语权的一部分,是任何政治家都难以忽视的力量。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中,同志选民77%的人把选票投给了他。有人甚至戏言,谁得罪了同性恋,谁就别想进白宫。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大代表们不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你投不投票,他/她都是人大代表。

以上提到的几点多为外部因素。我认为,同性恋社群也需要反思内因,寻找更积极可行的策略来推进同志平权

同性恋平权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运动就需要与大众沟通,与主流对话,要多使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把同志平权放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并不可笑。另外,同志运动不能局限在LGBT(男同、女同、双性恋、跨性别的英文缩写)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要敢于走出封闭的小圈子,寻求更大的对话空间。要积极的在公共空间中创造同志可见的元素和议题。

无论是反歧视立法还是同性婚姻立法,都需要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做出呼应,没有体制内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在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也需要与更多的公众人物建立链接,公众人物拥有话语权,还有庞大的粉丝群,他们对同志的态度会影响很多人。

同志组织也需要多元化,既需要大量机构专注于社群内部的动员与教育,也需要专业的机构与各级人大代表、法律工作者们建立联系,保持沟通,帮助他们循序渐进的了解同志诉求。既然涉及到立法,那些具有法学背景的人大代表无疑是沟通的重点。

在争取平等权利的路上,同性恋群体理应成为主体,要更积极主动的去寻找及创造对话机会,每一个同志都可以从身边人做起,向他们普及同志知识,少一些抱怨和被动等待,多一些行动。探索更多元的策略和路径,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要保持耐心,一步一个脚印。

社会运动需要坚实的社群基础,没有早期大量的动员和公众教育,平权只是空谈。唯有坚持,才能创造改变。

    作者:阿强

    来源:荷兰在线特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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